摘要: 原標題：即將開學的小鎮(zhèn)青年，如何走出自我低估 在許多次采訪中，學者謝愛磊說他并不認可小鎮(zhèn)做題家的說法。他認為做題家不是客觀能力的敘述，而是
原標題：即將開學的小鎮(zhèn)青年，如何走出自我低估
在許多次采訪中，學者謝愛磊說他并不認可“小鎮(zhèn)做題家”的說法。他認為“做題家”不是客觀能力的敘述，而是社會流動中個體的一種生存狀態(tài)和探索。這其中也有對既有社會結構和自身教育經歷的反身性思考。
“社會流動本身意味著從低到高，當他們更認同現(xiàn)在的身份，不可避免地會進行一些價值判斷，貶低過去的自己。”而他聆聽、書寫的正是流動背后的情感代價。
社會適應
考上上海交通大學那年，是凌峰人生中難得的高光時刻。
今年33歲的凌峰出生于江西農村，18歲之前在農村和縣城求學，高考后去了上海。成績出來的那年夏天，他意氣風發(fā)，手握獎學金，被邀請到縣里和市里演講，他默默背著《新概念英語》上的英語課文，篤信“上了大學也要努力學習”，而他的“前途一片光明”。
可等他進入真實的大學生活，信心很快就被擊垮。先是入學英語水平測試不及格，緊接著上體育課集體跳繩時，“每次到我這就卡。”疊加的落差越來越大。專業(yè)課成績也是吊車尾，就連做實驗，他發(fā)現(xiàn)自己的反應也慢半拍，不如班上其他同學。
“在小縣城，我被認為是別人家的孩子，進了大學之后發(fā)現(xiàn)自己一直墊底。”這或許是許多從農村和小鎮(zhèn)考上名校的學生都體驗過的“落差感”。他們通過教育流動到大城市，經濟上的不安全、融入城市的不適應以及評價體系的改變將落差感放大。社交平臺上，他們戲謔地自嘲為“小鎮(zhèn)做題家”——“除了做題，一無所有”，在成員超過13萬人、名為“985廢物引進計劃”的豆瓣小組里，講述自己的社交障礙、職業(yè)發(fā)展的迷茫以及“上岸”經驗，共享著同一種失落。
考上名校的勵志故事遠非這些農村和小鎮(zhèn)青年境遇的全貌。從2013年起，教育社會學學者謝愛磊從上海、廣州、武漢和南京的四所“雙一流”高校中選擇了約2000名學生展開追蹤研究，他們中有近28%來自農村和小鎮(zhèn)，憑借優(yōu)異的成績進入精英大學。由這項研究凝結而成的《小鎮(zhèn)做題家：出身、心態(tài)與象牙塔》于2024年5月出版。謝愛磊在研究中發(fā)現(xiàn)，相較于經濟上的不安感，更讓這些農村和小鎮(zhèn)學子難以招架的，恰恰是大學期間的“社會適應”。
入學沒多久，凌峰就報名了學生會。面試時被問起有什么特長，他很自然地說唱歌，面試的學姐又問他是否參加過合唱團，他一下子“被鎮(zhèn)住了”。“之前跟同學一起去KTV唱歌的時候，我沒跑調，這在我的認知里就挺不錯的。我怎么會有（合唱團）這樣的證據(jù)？”不出所料，他后來落選了。
關于學生會的參與程度，謝愛磊曾在追蹤的兩千余名學生中做過一項統(tǒng)計。結果顯示，來自農村和小鎮(zhèn)的學生，大一參加各類型學生組織的比例和大二成為學生干部的比例都明顯低于城市籍學生；在學生會等半官方學生組織的參與方面，則低于城市籍學生14個百分點。
就像謝愛磊在研究中發(fā)現(xiàn)的那樣——“我研究的農村和小鎮(zhèn)青年，經常在訪談時提及‘覺得自身的社會能力不足’，在新的環(huán)境中難以自洽。”在《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訪中，許多受訪者也分享了類似的感受。
凌峰大學期間的朋友都是舍友，“一起打游戲，跑社團，過著很普通的生活。”工作后，他從上海搬到廣州，在一家公司工作了近十年，始終沒交到太多朋友。“我害怕跟別人熟起來。同事邀請我也不太敢去，也覺得沒熟到周末一起玩的程度。”他有時候疑惑同事之間“一起吃飯遛娃”的社交圈是如何建立的，“我比較親密的朋友都是高中復讀那年認識的，大學只認識了我老婆，工作之后更沒有機會。好像不知道怎么跟人建立一種比較親密的關系，還挺自卑的。”
同樣來自農村的湯婕坦言人際關系一直困擾著自己。她形容自己的性格“（在社交方面有些）遲鈍、偏淡，有些孤僻”。大學時期的舍友待人接物大方得體，作為旁觀者的她一直羨慕。而她自己參加聚會，“經常只和認識的人說話，然后就回家了，屬于無效社交。”后來工作多年，自覺見了一些世面的她遇到酒局還是局促，“我能感覺身邊出身跟我差不多的人，都不太擅長這種場合。因為你從小就沒怎么見過，爸媽也不可能教。”
自我低估
在這群從農村和小鎮(zhèn)考上名校的學生的講述中，與“社交能力不足”一同被反復提及的，還有“自卑”。
大一結束，凌峰忙著轉專業(yè)。他最初讀的生物專業(yè)是在家人的建議下選的，讀了一年后，他發(fā)現(xiàn)“（當時）身邊鋪天蓋地都在說生物專業(yè)要想有前途，必須讀研讀博再出來（就業(yè)）”，“我的家庭條件不允許，就想著趕緊走。”
那時他有幾個選擇：材料工程、微電子與軟件工程。“保險起見”，他選了前者，“我不是冒險主義的，趨向于求穩(wěn)，與另外兩個熱門專業(yè)相比，材料（工程）招的人也多，夠一夠還是夠得著的。”
到了找工作的時候，他也循著這種邏輯慣性。大四被實習公司提前錄取后，他理所當然地沒再找別的工作。不是沒野心，只是有次他湊熱鬧去面試一家世界500強公司時，被“10人站成一排”的陣仗嚇到了。還有一次，他面試了一家車企，面試官問到的專業(yè)知識他在課上根本沒學過。等他訕訕離場時，發(fā)現(xiàn)還有幾百人排隊等著面試。
以上種種，都增加了他“找不到工作”的危機感。“后面就對（找工作）這事失去信心了，甚至有點懼怕。”
經濟上的不安感是凌峰自卑和求穩(wěn)的源頭。“因為高考考得好，我的資助人繼續(xù)資助了我，讀大學期間，我其實沒有特別大的經濟壓力，但十幾年依靠資助求學的經歷始終讓我覺得欠了很嚴重的外債，自卑和怯懦的心理也一直陪伴著我。”
求穩(wěn)的心理也貫穿了湯婕過去三十幾年人生抉擇的過程。本科畢業(yè)考研時，她本想考高中時的目標院校——浙江大學，但所選專業(yè)只收兩人，為了求穩(wěn)，她改考了招錄人數(shù)更多的武漢大學。
畢業(yè)投簡歷，湯婕熱衷于進大公司，看書也是挑評分高的讀。“這樣容錯率比較高。我不覺得自己有很強大的信息篩選能力，如果它本身是特別好的公司，能學到東西的概率也高。我希望自己的每一步都走得扎實一點。”她解釋自己強調容錯率是因為“試錯成本比別人高”。
謝愛磊認為，求穩(wěn)偏好源于一種經濟上的考量，在當前的社會結構下，越是弱勢的群體，越難以承擔風險。而這也像凌峰告訴《南方人物周刊》的：“我始終覺得自己沒有后盾，家里人沒辦法給予我一定的經濟支持。當我想去冒險挑戰(zhàn)或爭取什么時，我總會想，萬一失敗了怎么辦？”
《小鎮(zhèn)做題家：出身、心態(tài)與象牙塔》中有一節(jié)專門寫這群從農村和小鎮(zhèn)考上名校的學生的自卑情結。謝愛磊將之定義為“自我低估”，具體表現(xiàn)被分類為“不如別人”、“更內向”、“更局限”、“更單調”——“容易有壓力感，意志消沉，在大學環(huán)境中難有歸屬感，自我效能感低，害怕失敗”這些主觀體驗都屬于自我低估。
謝愛磊指出，這份對社會能力的自我低估與進而引發(fā)的自我設限是農村籍學生家庭早期文化資本投資缺失（他們自認為缺乏在精英環(huán)境中被認可的“知識”和“文化技能”）的結果，并極大地影響了他們在精英大學環(huán)境中的持續(xù)探索。
謝愛磊的經歷就是這樣一個樣本。他來自安徽的一個農村，參加高考那年還是估分報志愿，“當時沒有專業(yè)的指導，自己也沒有特別清晰的認識，就填了一所師范類院校。”分數(shù)出來后，他發(fā)現(xiàn)按照當年的錄取分數(shù)，自己“其實可以上最好的大學”。
本科、碩士，一路憑獎學金念到博士，他順利進入一所高校工作，但迫于當時的家庭經濟壓力，他重返香港做博后。其后重新尋找教職時，“經濟的穩(wěn)定”成為他考慮的重要因素。一些同行不解他最初為什么放棄名校教職。后來他有家人生病入院，在醫(yī)院陪床時他慶幸地想，“幸好選對了，如果沒有錢給他們看病怎么辦？”
“農村學生面對巨大的社會結構時不是只有無奈。我們是有策略的，可能要暫時放棄一些世俗的標準，漸進地實現(xiàn)自己的目標。”謝愛磊說自己很喜歡英國社會學者安東尼·吉登斯關于社會結構與人的行動互相制約的論述，“人一直在與社會結構作抗爭，爭取自己的空間。有的人協(xié)商多一點，有的少一點。”
名校光環(huán)褪去后
張科第一次注意到好成績能給自己帶來好處時還在讀小學。
出生于1995年的張科來自湖北農村，身為家中獨子，他從小就成績拔尖，“周圍人也比較開心。”盡管高考發(fā)揮失常，他還是去了東北一所985院校，學材料工程。大學四年一晃而過，他憑著慣性讀完研究生，到了找工作的時候才恍然意識到，成績不再是判斷一個人是否優(yōu)秀的唯一標準。
“周圍各式各樣的人，找的工作和學歷不成正比。”張科后來進入廣東的一家供應鏈企業(yè)，工作一年多后辭職。
“我性格比較內向，供應鏈（的工作）要和許多人打交道，本來想趁機鍛煉一下自己，后來發(fā)現(xiàn)自己克服不了。”在職場中，他觀察到“順著別人的話題、處事圓滑、會來事”的同事總是做得比自己好。
因為不會來事，凌峰一直沒晉升過。
進入公司時，凌峰的志愿填了采購部門，不知怎地，被調劑到了制造部門。一年后，他又被領導調到“另外一個非常邊緣的崗位”。凌峰說，“很長一段時間里，我覺得自己處于一種被調劑的狀態(tài)。”
他羨慕向領導爭取的同事，但大學時的不自信被他延續(xù)到了工作崗位，“我不敢和領導直接溝通，總覺得是自己事情沒做好，能力不夠。”
因為寫的文章不錯，他也在總經辦待過幾年。其間有過幾次升職機會，他都沒把握住。分析原因，他認為自己“酒桌上不夠落落大方，人情世故不夠老到，不懂得和領導搞好關系，又太嫉惡如仇”。
工作到第七年，他逐漸意識到和自己同屆入職的同事紛紛被提拔為干部，而他還是“大頭兵”一個。
他羞于再提起自己的大學，“好像大學考上985成了人生中最高光的時刻，困在里面了。但人生的發(fā)展還很長，需要持續(xù)的學習和進步。”三年前，他從總經辦調到了研發(fā)技術崗。這次是他主動提出的。
2023年，他們班上組織了一次十周年聚會，因為不在上海，他也沒去。他自覺在同學中算“混得一般的”。“人生際遇說不清道不明。”他倒不覺得有什么包袱。
過去十年，他和許多同學都斷了聯(lián)系，知道的幾個——“一個去瑞士留學后，留下來做了老師；一個在西安的高校做老師；還有兩個很有經商頭腦，早早開了獵頭公司。”
在謝愛磊于2018-2019年間追蹤的一千余名學生中，共有399人（城市籍學生和農村籍學生所占比例分別為54.1%和43.1%）進入勞動力市場。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城市籍和農村籍學生在就業(yè)方向上有一定的差異。比如，較農村籍學生而言，城市籍學生更有可能在直轄市工作。而城市籍學生的初始薪金比農村籍學生平均高出20%。
跟謝愛磊交流過的學生中，許多人感受過與張科、凌峰一樣的迷茫。面對畢業(yè)的分叉路口，他們“沒有清晰的目標和規(guī)劃”，“隨波逐流”，自我感覺“像精英大學的過客”。
“飄萍”
湯婕開始思考自己的身份是在2022年的夏天。
那時社交平臺一則名為《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內耗》的視頻討論度極高。在視頻里，創(chuàng)作者“衣戈猜想”的二舅曾因發(fā)燒時被醫(yī)生一天打四針而落下殘疾，從此輟學在家。后來二舅學習木匠，養(yǎng)家糊口，66歲時還用三輪車載著88歲的母親出門做木工。湯婕記得沒過多久，一位名叫周劼的炫富男又掀起熱議。
兩則對比強烈的新聞讓她感觸頗深。與兩個話題的當事人相比，她認為像自己這樣通過讀書走出農村的是卡在中間的人。“我們不會留在自己成長的小山村里過一輩子，我們努力地做題就是希望離開這里。當我們的視野在城市得到拓寬，資源和人脈卻又夠不著（城市里）比較高精尖的東西時，還挺迷茫和痛苦的。”
讓這些農村和小鎮(zhèn)青年感到進退不得的不只是城市生活。
謝愛磊最近一次回安徽老家，夜晚散步時聽見對面?zhèn)鱽泶颐Φ膾叩芈?，于是問母親對面住著誰，母親說，“一個一本大學生，找不到工作，在家考研。”簡短一句介紹，謝愛磊立刻共情了那位未曾謀面的掃地人的焦灼，“在農村，大家認為如果你進了一個很好的學校，應該獲得一份工作——給你帶來經濟上的安全。教育對他們來說有著這層必然意義。”
經濟上的成功仿佛一把尺，平等地丈量著每一個從農村和小鎮(zhèn)走出去的人。“我們這種人，始終處于兩種體系中被評價。即使你對自己的生活很滿意，在別人眼中，還是不如開公司的老板厲害。”更年輕一點的時候，謝愛磊也逃不過那些審視的目光。
那些目光，凌峰也熟悉?？忌仙辖淮竽悄?，他們一家成為全村矚目的對象，“以為（我）要賺大錢了，誰都來巴結。”幾年過去，同村人發(fā)現(xiàn)找了工作的他“仍過著普通人的生活”，“又逐漸地不理我們了。”
故鄉(xiāng)是凌峰一直想逃離的地方。從小到大，他見慣了鄰里間的嘲諷拉踩。情況在他的母親離世、父親癱瘓后愈演愈烈——領取低保的父親頻頻被鄰居舉報占用名額，新修的房子被鄰居挑剔“讓他家的路變窄了”。說起這些時凌峰還是氣惱。若不是癱瘓的父親還在，他說自己不愿再回去。
熟人社會的齟齬和較勁在大都市里變得稀薄。十年前從上海搬到廣州后，凌峰很快落了戶?，F(xiàn)在，已經結婚生子的他自覺是廣州人。
實際上，大部分農村和小鎮(zhèn)青年的自我認同都不像凌峰這般確定。謝愛磊在田野中發(fā)現(xiàn)，“學生思考‘我是誰’時，不可避免地與能否在城市落腳、能否在經濟上獲得成功關聯(lián)。”他最終將這群通過教育完成流動的農村和小鎮(zhèn)青年的身份認同歸類為四種：是農村人；是城市人；既是城市人又是農村人；既不是城市人又不是農村人。
“（身份認同）狀態(tài)的轉變有很多的不確定性。”謝愛磊聽過最多的講述，還是“兩頭都抓不住”，如同“飄萍”。
“飄萍”也是社會學者山姆·弗里德曼（Sam Friedman）所說的“文化上的無家可歸（culturally homeless）”——正逐步地告別過去信奉的，但又難以接受新的，于過去，于現(xiàn)在，都是局外人。
謝愛磊也曾處于這種狀態(tài)許久。從安徽農村到上海、香港，再到廣州，“我是在城市生活多年，安了家，有了穩(wěn)定的事業(yè)后，那種（飄萍的）感覺才消失。”但他也承認，“在社會結構日趨剛性的今天，年輕人向上攀爬的難度越來越高。”
“社會流動本身意味著從低到高，當他們更認同現(xiàn)在的身份，不可避免地會進行一些價值判斷，貶低過去的自己。”而他聆聽、書寫的正是流動背后的情感代價。
教育能改變命運嗎？
2013年，謝愛磊剛開啟這項研究時，圍繞著農村和小鎮(zhèn)青年的聲音，“是說他們沉迷游戲，學業(yè)表現(xiàn)差。”十余年過去，聲音逐漸變成，“除了做題，其余都不行。”
謝愛磊覺得這些都不是故事的全貌。在許多次采訪中，他提及自己不認可“小鎮(zhèn)做題家”的說法。相較于下定義，他認為“做題家”是一種難以擺脫的狀態(tài)，不是客觀能力的敘述，而是社會流動中個體的一種生存狀態(tài)和探索。這其中既包含了或稍輕或沉重的心理代價，也有新奇、迷茫、無力，以及對既有社會結構和自身教育經歷的反身性思考。
謝愛磊始終認為，盡管結構沉重，個體依舊有改變的能動性。謝愛磊現(xiàn)在是華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三年前，還在廣州大學任職的他開始做班主任。他班上的學生來自廣東不同地區(qū)——多數(shù)是農村和小鎮(zhèn)，針對過往研究發(fā)現(xiàn)的農村籍學生“容易自我低估”、“缺乏游戲感”的文化適應問題，他籌劃了一項叫作師友計劃的活動。從第一學期起，他邀請學院的老師以及畢業(yè)的學長學姐與班上學生一起吃飯，其間學生可以自由提問。
夢琪是謝愛磊的學生，來自清遠。她第一次參加師友計劃時，主題是“你對大學有什么疑惑”，“當時和學院領導一起吃飯，很拘謹。”后來幾次聚會，夢琪記得相繼有同學問“要不要做班委”“要不要參加學生會”“對專業(yè)課提不起興趣怎么辦”這些問題，幫他們省去了在網(wǎng)絡上檢索信息的麻煩。
平日里，謝愛磊會送學生們展覽門票，鼓勵他們體驗城市的文化生活。“有挑戰(zhàn)杯比賽和論文我也會拉著他們一起。”他還每周騰挪出固定的時間，邀請學生和他聊天。學生小婷找他問過大創(chuàng)杯比賽的建議，學生葉子找他咨詢過以后的職業(yè)規(guī)劃。
但這在謝愛磊看來只是文化增益的一部分，更多的可能性在于，“比如我們的中小學教材能不能增加農村（人）生活的細節(jié)，而非只有刻板印象的農民？這可能有機會讓農村孩子們重新思考城鄉(xiāng)關系，意識到自己的生活經歷是值得重視的，不會貶低自己的來處。”
師友計劃持續(xù)了一年多，后來由于這些學生升入大三、專業(yè)課增多、謝愛磊換工作等原因沒再繼續(xù)。這個班級的學生是定向師范生，一年之后，他們將從廣州大學畢業(yè)，分配至清遠不同學校教書，為期六年。
在車企工作了十年，凌峰發(fā)現(xiàn)自己最想做的其實是老師。“按照我后來的經歷，當初應該去讀個師范類院校。處理工作的事情，賺一份工資并不讓人感到快樂。教別人做點事情，或者說把自己感受到的東西傳遞給別人，讓我更快樂。”他的妻子就是一名老師，旁觀她的工作，并偶爾提供建議，讓他覺得自己“更擅長的可能是教育”。
張科辭職前就為無目標感所困擾。“18歲之前，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高考。上大學之后，我的人生好像進入終點，沒有新的奔頭。”2021年辭職后，他花了兩年時間獨處，思考自己究竟要做什么，其間動念過轉行做程序員，“感覺自己的自學能力跟不上了”，也重返過供應鏈行業(yè)。2024年，他踏入了教培行業(yè)，
回到謝愛磊的研究。十年期間，每當他追蹤的學生臨近畢業(yè)，“都會反復跟我聊一個問題，也是我提問的——教育能改變命運嗎？”他一直記得幾年前一位訪談過的學生對他說，“老師，我們討論教育能不能改變命運，我不知道，但它好像成了我唯一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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