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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委員建議：改革高校“非升即走”

　　近年來，高 校積極探索教師退出機制，提出“非升即走”“分級流動”“末位淘汰”等舉措，但也引發(fā)社會對 青年教師群體承壓等話題的討論。

　　全國政協(xié)委員、中國民辦教育協(xié)會副會長李孝軒表示， 目前高校“非升即走”制度存在“評價標準單一失衡”“催生大量低水平的研究成果”“重科研、輕教學”“ 重管理輕教師權益保障” “ 過度強化‘淘汰’導向”等問題。

　　對此，他提出以下建議：

　　■ 改革高校人才評價體系，根據(jù)學科、崗位特性，建立多元、分類評價體系；

　　■ 改革科研支持機制，打破“唯帽子”論；

　　■ 完善年輕教師在住房、婚育、撫養(yǎng)子女等方面的基本保障和支持制度；

　　■ 重視做好青年教師的心理服務。

　　一些高校“非升即走”出現(xiàn)異化

　　“非升即走”，通俗解釋即新進教師入校時會與校方簽訂一個預聘期限，在約定的期限內(nèi)，需完成一定的教學、科研、社會服務等工作任務，如若考核達標，可以正式轉(zhuǎn)入長聘期；如若未能完成約定任務，則解除聘任合同，不予續(xù)聘。

　　目前國內(nèi)高校常見的“非升即走”形式包括“預聘—長聘”“6年考核”“3+3”等。

　　作為一種競爭性的制度安排，“非升即走”對高校來說不失為一種有益的嘗試和探索。

　　從出發(fā)點來看，這一制度意在打破傳統(tǒng)的“鐵飯碗”，改變高校學術勞動力市場“能進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的封閉與僵化局面，建立“能者上、平者讓、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機制，不斷激發(fā)教師隊伍的活力。

　　但隨著越來越多“雙一流”乃至部分地方院校推行“非升即走”，這一舉措存在變形走樣的情況。

　　一方面，“走”的比例過高。

　　隨著近年擴招的博士生陸續(xù)畢業(yè)，以及國內(nèi)高校對海外留學人才的吸引力不斷增強，有的高校在人才引進中采取“量進量出”的做法，相當數(shù)量的青年學者人到中年面臨二次求職。

　　此前有媒體報道，南方一高校曾以“特聘研究員”“師資博士后”等名義，6年引進8000余人，但只有一小部分能留下。

　　另一方面，“升”的標準較為單一。

　　梳理多所高校的“非升即走”相關考評指標會發(fā)現(xiàn)， 部分高校設置的“非升即走”考評體系片面強調(diào)科研成果，尤其是根據(jù)論文所發(fā)期刊的層次來評價論文、根據(jù)項目資助單位的級別來評價項目的做法， 與破“五唯”的導向存在出入。

　　實際上，高校青年教師不僅要忙科研，還需承擔教學和日常管理事務，但一些學校的考評指標對這些方面體現(xiàn)較少。“重科研輕教學”的考評導向，讓用心教學沒有得到公允的評價。

　　“非升即走”變味侵蝕高校生態(tài)

　　一些高校“非升即走”考評導向的不均衡也一定程度上誘發(fā)侵蝕創(chuàng)新精神、學術“近親繁殖”、輕視教學育人等消極現(xiàn)象。

　　大學應當是全心全意做學問、面對誘惑不盲從的地方，一些高校目前的考評導向侵蝕著鼓勵試錯、甘坐冷板凳等創(chuàng)新精神。

　　一項針對21所“雙一流”高校1099名理工科教師的問卷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準聘-長聘制”改革后，教師群體的職業(yè)不安全感增強，對失敗的容忍度下降，為了保證準聘期內(nèi)有成果產(chǎn)出，或多或少“不敢”嘗試新方向或新方法，或傾向于加入知名學者組建的團隊。

　　此外，一些高校“非升即走”的考評“指揮棒”輕視教學育人的情況，進一步加劇了教學和科研“兩張皮”現(xiàn)象。有的教師不愿花太多精力備課，有的教師不愿與學生多交流，日常對學生的思想動態(tài)關心并不夠。

　　職業(yè)壓力較大，也導致教師對職業(yè)的歸屬與認同趨于淡化，許多青年教師自稱“學術民工”“科研臨時工”。在嚴格的“不達標就出局”的導向下，他們不得不“掰著手指頭搞科研”，陷入難以趕上工作節(jié)奏的緊張焦慮之中，身心負擔都挺重。

　　作為一項實行多年的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實踐，“非升即走”制度總體改革方向是對的，效果也是明顯的，問題是實際執(zhí)行過程中出現(xiàn)的問題，這些問題可以通過“打補丁”“糾偏差”等方式來進一步完善。

　　政協(xié)委員李孝軒針對改革人才評價與科研支持體系、完善青年教師保障、關注青年教師心理健康方面的 建議，也獲得不少網(wǎng)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