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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潘光旦：最好的教育就是給人以自由

　　抗戰(zhàn)期間，著名社會學家潘光旦先生讀到阿爾杜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今譯阿道司.赫胥黎)的著作《目的與手段》，其中有一章專門談論教育問題，便把它翻譯出來?？箲?zhàn)結(jié)束后，商務印書館以《赫胥黎自由教育論》為名出版了這本小冊子，并納入“新中學生文庫”。

　　潘光旦介紹說，小赫胥是那個著名的《天演論》作者湯姆斯·赫胥黎的孫子，他的這本書對于反思當代教育，同樣具有很好的啟蒙作用。比如他提出的觀點：“教育不是訓練”“宣傳不是教育”“聽話不是好孩子”“從教育的本質(zhì)來看，有些教育實際上是反教育”，至今引人深思。

　　順便說一句，這個小赫胥黎最有名的著作，是他與《1984》齊名的反烏托邦小說《美麗新世界》。

　　自由是最好的教育

　　——讀潘光旦《赫胥黎自由教育論》

　　文 | 智效民

　　來源 | 《隨筆》2008年第3期

　　01

　　“聽話才是好孩子”，幾乎是每一個中國家長的口頭禪，但是讀了《赫胥黎自由教育論》之后，很可能會動搖這一觀念。

　　比如在該書第二小節(jié)“童年后期的教育”中，作者首先提出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嬰兒對糞便的認識及其性格的形成有什么關(guān)系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他介紹了近代心理學家奢蒂博士的研究成果。

　　奢蒂博士在《愛憎的由來》一書中指出，在嬰兒稍微懂事之后，成年人對其便溺行為最好不要“過分的申斥儆戒”。這種不知清潔的兒童雖然不大惹人喜歡，但是他們長大以后，性格卻比較“溫柔寬厚，遇有不如意事，也不會和別人多爭閑氣”。這一研究成果告訴人們，如果成年人對嬰兒“清潔的訓練，略微放松一些，或開始得比較晚一些，我們的情緒生活便會安閑鎮(zhèn)靜得多”。這樣一來，大家就容易和諧相處。

　　這一發(fā)現(xiàn)與我們的教育觀念正好相反。改革開放以來，在人才強國戰(zhàn)略和望子成龍思想的影響下，加強兒童的早期教育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風尚。這很可能是許多獨生子女缺乏溫柔寬厚的性格、不容易與別人和諧相處的一個重要原因。

　　02

　　如果說許多中國家庭在兒童早期教育中已經(jīng)陷入一種誤區(qū)的話，那么由學校介入的“兒童后期教育”，又是什么狀況呢?

　　自從恢復高考以后，由于就業(yè)壓力越來越大，再加上“知識改變命運”的宣傳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死灰復燃，青少年一代陷入應試教育的惡性競爭之中。這種教育要求學生必須遵守學校紀律、服從組織管理、聽從老師指揮、接受知識灌輸，以便在高考中取勝。近年來大家對應試教育多有批評，并提出素質(zhì)教育來彌補其缺陷。但由于素質(zhì)教育并沒有觸及問題的實質(zhì)，因此它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現(xiàn)有局面。

　　這種局面與赫胥黎在書中批評的情況極其相似。為了讓大家認識問題的嚴重性，他引用了著名哲學家羅素和教育家蒙特梭利的有關(guān)論述。

　　早在上世紀30年代，即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之前，羅素就憂心忡忡地指出：

　　在許多國家……教育是大大地退步了，這種退步包括四點：一是嚴格的紀律的恢復;二是 而不問事由的服從;三是對老師的唯命是聽，已經(jīng)到了一個可笑的程度;四是在知識方面消極地接受灌輸，而不是積極地自求啟發(fā)。

　　他認為這種教育只能培養(yǎng)出雙重性格的人。所謂雙重性格，是指“對在上的人要服從，要怯懦，對在下的人不妨擅作威福，而蠻不講理”，對其他國家的人，當然也是這樣。因此羅素認為：“童年的紀律訓練和成年的戰(zhàn)爭愛好有前因后果的關(guān)系。”

　　03

　　相比之下，蒙特梭利則從人格培養(yǎng)的角度分析了強迫教育的危害。她說：

　　一個兒童，如果沒有學會獨自一個人行動，自主地控制他的作為，自動地管理他的意志，到了成人以后，他不但容易受到別人指揮，并且遇事非依賴別人不可。一個學校里的兒童，如果不斷地受教師干涉，禁止，呵斥，以至于詬罵，結(jié)果會變成一種性格上很復雜的可憐蟲。

　　之所以“可憐”，是因為他有一種“內(nèi)疑外懼”的心理，這種心理使他在年輕時表現(xiàn)為“羞縮”，成年后又表現(xiàn)為頹喪、萎靡不振和逆來順受，“而一遇危機，連最低限度的一些骨氣……都拿不出來。”

　　因此她認為，強迫被動的教育對一個人來說，“第一步是養(yǎng)成一種永久的自卑與自餒的心理，而第二步，也是最后一步，是教他們……一種五體投地的精神。”

　　引文至此，赫胥黎又補充道：“我以為蒙特梭利博士還不妨添上一句，就是此種自餒的心理倒并不是完全消極的，而是有它的積極的補償?shù)?，而其補償?shù)谋憩F(xiàn)就是對于另一部分的人的作威作福。”正因為如此，他認為這種教育是政治玩弄的新花樣。

　　看來，我們不僅要重新認識“聽話的孩子”，更要反思他們所受的教育。

　　潘光旦(1899年-1967年)，生于江蘇省寶山縣羅店鎮(zhèn)(今屬上海市)，字仲昂，原名光亶(后以亶字筆畫多，取其下半改為光旦)?，F(xiàn)代中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優(yōu)生學家，民族學家。

　　潘光旦先生1913年入北京清華學校。1922年，畢業(yè)赴美留學，入達特茅斯學院，1924年獲學士學位;同年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獲理學碩士學位。1926年回國后至1952年，先后在上海、長沙、昆明和北京等地多所大學任教授。曾先后兼任清華大學及西南聯(lián)大教務長、社會系主任以及清華大學圖書館館長等職建國后，曾先后擔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 全國政協(xié)委員。

　　潘光旦先生與葉企孫、陳寅恪、梅貽琦并稱清華百年歷史上“四大哲人”。他一生涉及廣博，在社會思想史、家庭制度、優(yōu)生學、人才學、家譜學、民族歷史、教育思想等眾多領(lǐng)域都有很深的造詣。

　　在中國現(xiàn)代教育史上，他是最早發(fā)現(xiàn)專業(yè)化教育弊端，并提出通才教育思想的那代教育家之一。他在教育上的最具特色的貢獻是提出了“位育”之道——這可能是中國學界自嚴復后將傳統(tǒng)文化精神與西方先進的科學知識進行結(jié)合的最早成功的范例。